2023年12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青年时代，毛泽东同志就以‘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的壮志豪情，立下拯救民族于危难的远大志向，投身救国救民的伟大事业。为了找到中国的出路，毛泽东同志‘向大本大源处探讨’，在反复比较和鉴别中，毅然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选择了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崇高理想，从此一生追寻，矢志不移。”

作为一代伟人，毛泽东从青年起就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不断摸索改变社会的现实途径，并在这过程当中树立起崇高的社会理想与高尚的家国情怀。

青年毛泽东的“求学之路”

从1910年秋考入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到1918年暑期毕业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再到1918年和1919年两次前往北京工作学习，在近10年里，毛泽东逐渐树立起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实现了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深刻转变。

离家之际，青年毛泽东以一首豪言诗：“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8页）来表达他的雄心壮志。在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毛泽东深受维新思想影响，对康、梁二人非常崇拜。他曾这样评价《新民丛报》等书：“这两本书我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我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这一时期，毛泽东对东西方不同的社会制度有了初步思考，他曾这样批注“正式而成立者，立宪之国家，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拥戴；不以正式而成立者，专制之国家，法令为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诚服者。前者，如现今之英、日诸国；后者，如中国数千年来盗窃得国之列朝也。”可见，青年毛泽东开始用世界眼光来思考中国社会的问题，推崇君主立宪的政治体制。

在湘乡驻省中学，毛泽东深受资产阶级革命思潮影响，拥护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卷入辛亥革命的浪潮。在这里，毛泽东经常阅读《民立报》并发表政见提议由孙中山担任大总统，康有为做内阁总理，梁启超为外交部长。后来，毛泽东曾这样评价他当时的想法：“这是我第一次发表政见，思想还有些糊涂。”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毛泽东投笔从戎。军旅期间，毛泽东第一次读到谈论社会主义的文章，这是他最早接触“社会主义”这个名词，但实际上他听到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所论述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有着本质区别，不过是改良主义的一种翻版罢了。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许多省份宣告独立，清王朝的统治土崩瓦解，毛泽东自认为革命已经成功，便退出军队，总共当了半年兵。

随后，毛泽东投考了警察学堂、肥皂制造学校、法政学堂等，但都不如意。最后，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后改名省立第一中学）。在这所学校里，他只呆了半年，愈发觉得刻板的教学模式和校规不能使自己满意，便开始了长达半年的自修生活。在湖南省立图书馆的半年自修生活，毛泽东曾这样总结“我这样度过的半年时间，我认为对我极有价值。”由于经济原因和环境所迫，自修读书生活难以为继。此时，毛泽东已近20岁，他需要重新考虑自己的人生。

◆1918年6月，毛泽东在一师，时年25岁。毕业班学生全体留影。后排左二为毛泽东。

经过慎重思考，毛泽东决心回校求学。1913年春，毛泽东进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读书。次年春，四师与一师合并，直到1918年暑期毕业，毛泽东总共做了5年半的师范生。第一师范对毛泽东的成长和锻炼是全面的，他不仅具备了扎实的学问基础，而且开始形成独立的思想见解，有了社会活动的初步经验，结交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

1918年8月，毛泽东来到北京组织赴法勤工俭学。经杨昌济的推荐，毛泽东进入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在这里，他同李大钊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交谈，结识了一批社会名流。1919年12月，毛泽东率领驱张代表团第二次赴京。通过两次北京之行的所见所闻，青年毛泽东确立下终生的信仰并且从未动摇。

青年毛泽东的“求学之路”辗转多地，从湘乡、长沙再到北京，这期间他获得了大量的知识和实践经验，思想变得成熟。在此期间，毛泽东对社会的许多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为他日后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奠定了坚实基础。

毛泽东青年时期的“师生之道”

在青年毛泽东茁壮成长的时期，他的成长轨迹中，导师的悉心指导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而毛泽东与导师之间的关系，远超出了传统意义上的师生之谊，他们之间更像是相互尊重、相互扶持的知音与挚友。

自毛泽东初试锋芒，投考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之际，便因非本地人身份而遭遇了歧视。然而，主考老师对其才华深表赏识，遂竭力向校长李元甫推荐。李元甫，一位热爱祖国且思想开明的教育家，在拜读毛泽东的文采后，不禁为之赞叹。因此，毛泽东得以顺利踏入校门。

毛泽东在校期间，其文章常受到教师们的悉心品评。国文教员谭咏春在阅读毛泽东所撰《宋襄公论》后，赞誉道：“文笔犀利，立意深远，见解独到，迥异于俗流”；“犹如君身蕴藏仙骨，胸怀宽广，气势如黄河之水，奔腾不息！”校长李元甫及教师贺岚岗对毛泽东甚为器重，称其为“学校之栋梁材”。在贺老师的鼎力推荐下，毛泽东得以顺利考入湘乡驻省中学。这是他首次踏入省会长沙，视野得以拓展，思想亦愈发成熟。

在湖南一师的五年半学习生涯，对毛泽东的思想成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曾这样高度评价母校：“我未曾踏入过正规大学，亦未曾远赴海外深造，我的知识与学问，均是在一师奠定了根基。一师，是一所优秀的学府。”一所优秀学校的重要标志，便是有众多传道、授业、解惑的良师。当时，孔昭绶先生担任湖南一师校长，他是一位开明的教育家，曾两次担任校长职务，对学校进行了全面的改革，大力倡导民主教育。在他担任校长期间，他广纳贤才，聘请了杨昌济、徐特立、黎锦熙等众多社会知名知识分子。

“你是我的二十年前导师，现在依然是，未来也将是。”由此不难看出，在毛泽东心中，徐特立享有极高的地位。

“我近年来所学所获，书本知识较少，而通过质疑所获得的更多……在我看来，杨先生的博学多才，是我难以望其项背的。”在所有学生中，毛泽东和蔡和森特别受到杨昌济的青睐。即便在病重之际，杨昌济也竭力向章士钊推荐他们：“我郑重地告诉你，这两位青年才俊，才学横溢，前程似锦，如果你有救国的志向，那么必先重视他们。”毛泽东后来回忆起与杨昌济的关系时说：“在我青年时期，杨昌济对我的影响极为深远，后来在北京，他更是我的知己。”

在1918与1919年，毛泽东先后两度莅临北京，与陈独秀、李大钊等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进行了深入的交流。这些交流对他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毛泽东曾满怀深情地追忆李大钊：“正是他的帮助，使我转变为一个坚定的马列主义者。他，是我的良师益友，若非他的指引与教诲，我恐怕至今仍迷惘于知识的海洋中。”这句话“真正的老师”，充分表达了毛泽东对李大钊由衷的敬仰之情。

毛泽东游学之道

青年毛泽东不仅沉醉于“有字之书”的研读，更是投身于社会实践，汲取“无字之书”的智慧。他对游学这种形式深信不疑，视其为洞察社会真相的途径。在湖南方言里，“游学”常被称作“打秋风”。通过这种方式的社会实践，青年毛泽东深入农村，对我国的国情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对农村民众的生活也有了更为深刻的感悟。

“若我们想在当今世界贡献一份力量，必然离不开‘中国’这一立足之地。对于这片土地上的种种情形，我们似乎有必要进行深入的实地调查和研究。”青年时代，毛泽东便已深刻认识到研究国情的重要性。他在《讲堂录》的笔记中写道：“闭门造车，所学无益。若欲全面学习天下国家万事万物，则需远行四方，遍历天下。”由此可见，青年时期的毛泽东便主张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毛泽东与夏默庵合影。

1917年夏日，毛泽东与萧子升仅携轻简行囊，便踏上了他们的游学之旅。启程之际，他们身无分文。在这段旅程中，他们结识了形形色色的人物，诸如农夫、开明的乡绅、劝学所的所长、寺院方丈、富有的地主等，行程累计近九百里，历时一个多月，足迹遍布长沙、宁乡、安化、益阳以及沅江五县。此次游历不仅锻炼了他们的意志，也丰富了他们的见闻。毛泽东对中国社会的现状以及农村的风土人情有了深刻的洞察，并留下了大量的笔记。归来后，这些笔记在校园内广为流传，师生们争相阅读，毛泽东的胸怀天下，即便身处贫困，亦未曾改变。

1917年的金秋时节，毛泽东与张昆弟等同仁一同踏上了昭山，进行社会实地的考察。到了寒假，他再次来到浏阳文家市，于陈赞周先生的家中短暂停留，与当地农民同甘共苦，共同劳作。面对当地居民缺少种树的传统，毛泽东以身作则，亲自种植了几棵板栗树。他坚信种树是一项惠及后世的善举，并积极鼓励当地农民广泛种植树木。翌年春天，毛泽东与蔡和森同行，漫步于洞庭湖畔，游览了湘阴、岳阳、平江以及浏阳等地，历时半月有余，深入了解了这些地方的民俗风情。

青年毛泽东调研路线。

通过参与一连串的游学实践，毛泽东不仅丰富了书本之外的知识，更是对民间的苦难有了更为深刻的体验。青年毛泽东借助游学途径所开展的社会实践活动，为其日后形成调查研究的思想打下了坚实的基石。毛泽东之所以能够撰写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寻乌调查》等深刻文章，与他青年时期便养成的深入社会进行实践的能力密切相关。

毛青年“斗争策略”

“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出自《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 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4页。）追溯至其少年时光，毛泽东便已与父亲展开了智慧与勇气的较量。他回忆道：“我的家庭犹如两个阵营，我父亲担任执政党，而我、母亲、弟弟以及偶尔的雇工则组成反对党。”在与父亲的斗争中，毛泽东始终占据上风。

1915年，袁世凯为求得日本对复辟帝制的助力，签署了令人痛心的“二十一条”。当此消息传至一师校园，师生们群情激愤，共同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抗日反袁运动。青年毛泽东挥毫泼墨，写下了“五月七日，国耻难忘；报仇雪恨，吾辈学子！”在反袁斗争的最前线，毛泽东积极参与，频繁走上街头发表演讲，或执笔撰写批判文章。

在师范学校期间，毛泽东带领一支由学生组成的志愿队伍，发起了一场保卫校园的斗争，以智取胜，击败了退败的北洋军队。1917年11月，王汝贤部北洋军正从长沙周边撤退，他们在城郊休整，由于对长沙城内情况不明，不敢轻易入城。他们的行径导致沿途农民的粮食被抢掠一空。毛泽东抓住这支军队疲惫饥饿、战斗力下降的弱点，毅然组织了200余名手持木棍的学生志愿军，同时联络了附近的警察力量，并利用鞭炮制造出声势浩大的假象，成功地将溃军击退，并缴获了全部武器，有力地保障了师生的安全。事后，全校师生对毛泽东的英勇果断给予了高度评价！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此类英勇且智谋的斗争举不胜举。

1919年四月，五四运动爆发在即，毛泽东重返湖南，肩负起领导长沙爱国学生运动的使命。他对周世钊表示：“目睹北京、上海等地学生因外交挫败而悲痛与愤怒，他们正积极筹备爱国运动，湖南亦应紧随其后。我愿在此事上尽一份力。”抵达长沙后，毛泽东将北京、上海的经历与新思想与教师及新民学会的会员们分享。为响应北京的爱国学生运动，他积极与湖南各界人士交流，涵盖学生、教育界、新闻界等各界精英，争取广泛支持。在此过程中，毛泽东主导成立了新的湖南学生联合会，并发动了学生罢课运动。各校学生纷纷响应学联的号召，一场声势浩大的学生运动迅速席卷全省。以毛泽东为首的青年学生群体，组织严密，目标明确，策略上善于与敌人周旋。在运动推进中，他们广泛开展宣传教育，团结了大量青年。继此，毛泽东又领导学生发起了声势浩大的“驱张运动”，以此对抗张敬尧的残暴行径和黑暗统治。

青年毛泽东曾言：“无畏天命，不惧鬼神，不忌幽灵，不怯官僚，不畏军阀，不惧资本。”（出自《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2页。）他是一位坚韧不拔、个性鲜明的杰出青年。在旧势力的压迫与腐败统治面前，压迫越重，青年毛泽东的勇气愈发坚定，斗志愈发旺盛，决心愈发坚决。

毛泽东青年时期的健身方法

在毛泽东的视野中，不仅阅读书籍以丰富精神世界是至关重要的，强健体魄、提升身体素质亦同样不容忽视。毛泽东自幼便深知体育锻炼的益处，他出身于农村，自小便参与田间劳作，而他的两位哥哥在幼年时不幸早逝。这使他深刻领悟到保持健康体魄的必要性。在致黎锦熙的信中，毛泽东曾言：“弟身亦不强，近以运动之故，受益颇多。”这充分说明体育锻炼为他带来了诸多身体上的裨益。与此同时，强健的体魄也成为了毛泽东那一代青年人责任感和使命感的生动体现。年轻的毛泽东曾尖锐地指出，我国民族“国力孱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羸弱，此甚可忧之现象也。”

在青年时期，毛泽东对体育锻炼给予了极高的重视，他对某些体育项目坚持不懈，长达数十年之久。在后来的与斯诺的对话中，毛泽东如此回忆体育锻炼给予他的益处：“这对我体质的提升大有裨益，我在华南多次长途跋涉的行军途中，以及从江西至西北的长征历程中，尤其需要这种强健的体魄。”

“我们热衷于体育锻炼。在寒假期间，我们徒步穿越山林，攀山越岭，横渡江河。遇雨，我们便赤裸上身，任雨水洗礼，称之为‘雨浴’。烈日炎炎，我们同样裸露胸膛，将其称为‘日光浴’。春风拂面，我们高声呐喊，称之为‘风浴’的新颖运动。霜降时节，我们便露天入睡，甚至到了十一月，依旧在冰冷的河水中畅游。这一切，都是在‘体格锻炼’的旗号下进行的。”

毛泽东不仅在身体上积极锻炼，更是将此提升至学术探讨的高度，对体育锻炼进行了系统的理论阐述。1917年，他在《新青年》杂志上公开发表了他的首篇论文《体育之研究》，其中毛泽东提出了那句振奋人心的口号：“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毛泽东坚信，尽管学习至关重要，但若无强健的体魄，一切皆无从谈起。在师范学校的校园里，他还创制了“六段运动健身操”，课余时间，毛泽东常走出教室，与同学们一同在操场上锻炼。唯有身体强健，学习方能充满活力、精神焕发，从而实现改造社会的理想。